摘 要: 以20世纪初为界,汉字研究可以分为传统文字学和现代汉字学。传统文字学已建立自主知识体系,因兼有其他学科内容而比较繁杂,理论上也存在一些缺陷。现代汉字学受国外语言文字理论影响,往往生搬硬套,无视传统,在汉字性质、汉字起源、汉字发展等关键问题上产生一些不合汉字实际的认知,导致现代汉字学内容贫乏,学术性减弱,学科地位下降。新时代汉字学既不能像传统文字学那样用文字包含语言,也不宜像现代汉字学这样
摘 要: 文明是历史阐述的概念,具有价值判断的含义,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特征。然而,20世纪以来,伴随“西学东渐”之风,逐渐建构了一套“西方中心”的话语体系,中国传统知识也由此完成了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就像艺术,中国传统之“艺”也逐渐被西方艺术体系所取代。在中国传统知识体系中,围棋乃是四艺之一,20世纪则被排斥在“艺术”之外,成了体育竞技。由此,以中国传统知识话语体系为起点,重写围棋史,并
摘 要: 人所共知马克思非常重视人的能动性,其实马克思也高度重视人的受动性。他认为一切物质存在都处在相互作用之中,一物既作用于他物,是能动的,也接受他物的作用,是受动的。人作为物质存在,能动性与受动性是其本质特征。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焦点是人的发展与解放,基本观点是:人的劳动实践活动改变人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被改变的环境反过来改变人,造成人的变化与发展。实践活动改变环境,体现了人的能动性,被改变的
摘 要: 揭示“受动性”的科学内涵与本质规定构成马克思解读人的本质属性的重要维度和潜在线索。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集中论述人的感性活动的“受动性”特征,从“自然存在物”与“社会存在物”的内在统一中确证了人的本质属性;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马克思文本中的“受动性”概念较少被提及,但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认定马克思“弃用”了这一“不成熟”概念,而应看到马克思摆脱了以往哲学从抽象意识领域或
摘 要: 社会生活变迁带来层级治理变革,超越了既有研究范式的解释边界。通过构建治理情境与结构的分析框架,并用其解读城市小区治理现象,发现生活事务规模大、性质杂和风险多,构成模糊、多元、嵌套的治理情境,带来层级治理的三大新兴特征,即治理优势上下分异、属地治理效能不彰、社会风险应对失效,因此有必要构建契合性治理模式——“层级融合治理”。该模式的核心是:既塑造政府内部关系和治理行为,又下沉重心坚持街居治
摘 要: 研究生育政策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对于理解和应对性别不平等和低生育率困境均有重要意义。通过以2014年与2016年中国二孩政策的实施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可以论证生育政策产生“母职惩罚”还是“父职溢价”效应。研究结果显示,中国二孩政策的实施对男性并不产生“父职溢价”效应,而对女性产生“母职惩罚”效应,主要表现为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下降、收入水平降低与职业晋升受阻。同时,“母
摘 要: 历史来看,“道观”被确立为道教庙宇正式名称及建筑形态,主要缘于唐代朝廷政治支持;与之相配合,道教团体积极参与了“道观”的具体设计和营造工作。唐代“道观”建制和营造经历了三个阶段:“武德-贞观”(620—649)为“道观”定名期;“高宗-武周”(649—705)为“道观”兴建期;“睿宗-玄宗”(705—762)为“道观”圣化期。在此背景下,“道观”的建筑形态及其殿堂陈设,主要体现唐代朝廷的
摘 要: “仙服”作为映射仙真身体本质的概念范畴和符号形态,蕴含着道教独特而深刻的身体观。“仙服”的基本观念逻辑为“身衣一体”——仙真身体是其衣服本体原型,而衣服则是其身体显现形态,二者互为一体。“仙服”身体观一方面是对传统身份等级服饰制度的否定和反拨;另一方面则是对人之身体生命价值的神圣确立。道教身体观具体呈现为:以“自然之服”为核心的身体本真观、以“真形为衣”为机理的身体形神观及以“象天为法”
摘 要: 何其芳是中国现代著名的诗人和散文家,他早期的诗文创作受道家思想影响很深,“出世”态度十分明显。抗战全面爆发以后,他又由“出世”转为“入世”,积极投身于全民族的反法西斯战争,最终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这就是学界所关注的“何其芳现象”。其实所谓的“何其芳现象”,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新文学现象,它所反映的问题本质,绝不是一个简单的世界观问题,而是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一直都在自觉坚守的文化人格问题,
摘 要: 在中国当代文学的时空美学危机背景下,西部的空间意义得以凸显。滞缓的时间与边缘的空间是西部叙事产生的逻辑基础,催生出西部文学的原乡母题,时间的还乡指向于历史的寻根,而更彻底的还乡是在逻辑架构上回到自然与人、人与人的基本关系上来建构民族文化身份。回到自然与人维度,西部文学孕育出自然崇拜与生命意识等具体形态。回到人与人维度,西部文学对权力秩序与异化有穿透性认识,在对现代题材演绎中构筑起回归古典
摘 要: 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剥夺了光绪皇帝的有限权力,残酷镇压维新派,康有为被迫流亡海外。但康有为始终没有放弃推行维新变法的政治理想。从戊戌逃亡到两宫崩逝,以恢复光绪皇帝权力、重返朝廷推行改革为诉求的“保皇”是康有为孜孜以求的政治目标。庚子事变以前,康有为的求救保皇活动以向英、日求救为主,仅仅两度以群发求救信函的方式向美国政府求救。庚子事变之后,康有为对英、日的求救活动完全停止,却两度向美国政府
摘 要: 《史记》中有周平王元年东迁洛邑之说,古今学者罕有异议,以至成为定论。但详细考察《史记》此说的史料来源,发现其本之于《秦记》,而后者仅记周幽王十一年幽王被杀,秦襄公被封为诸侯。至于周东徙洛邑事,虽在周幽王十一年之后,至于具体在何年,《秦记》并未明确。实际上,《史记》中的这一说法基于司马迁个人的推断,未有可靠资料凭据。根据清华简《系年》等文献可知,平王东迁绝非一蹴而就,而是历经一个过程:平王
摘 要: 当下,旨在实现刑事司法专业化与程序衔接优化的知识产权刑事司法保护改革提高了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水平。然而,刑事司法专业化改革存在集中管辖普适性不足,“三合一”审判中刑事保护水平较低,检察综合履职能力有待加强,技术事实查明机制构建不完善等问题。经程序衔接优化改革后,行刑衔接水平仍不理想,且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争议较大。有鉴于此,未来我国应通过正当化知识产权刑事集中管辖,深入推进知识产权审判
摘 要: 大数据时代,数据错误普遍存在。数据错误贯穿数据的全生命周期,是数据质量低下的表现,主要包含缺乏时效、记录重复、难被理解、难以访问、可信度低、不成体系、不一致等特性,表现为数据损失、篡改、造假、偏差、混淆等形式。数据错误既包括客观实际层面的错误,也包括主观行为层面的错误,其成因在于数治制度、数治体系与数治能力存在缺陷。数据错误可能会损害公民的正当权利,破坏社会的运行秩序以及降低国家的治理效
摘 要: 凉山彝族的丧葬仪式有以乐成礼的典型特征。音乐是丧葬仪式的重要组成,丧葬仪式可以分为备丧、吊丧、出殡与安葬四个阶段,而音乐也有哭丧歌、起源歌、吊丧歌与出殡歌四种类型。根据逝者死亡情况的不同,丧葬仪式具备不同程序,而各类音乐也对应组合搭配呈现不同面相。在丧葬仪式中,毕摩诵唱的经文音乐称为“毕摩音乐”,其余音乐活动可以称为“卓卓音乐”,两类音乐各有其聚焦内容与表现形式,呈现繁复的社会文化功能。
摘 要: 1933年至1935年的“杂志年”的背后,是1929年全球性大萧条在中国延宕性显现的结果,其影响源头有三:读者购买力降低、失业率提高与进口纸关税上涨。杂志年中幽默与小品的“合股”,在作家主体与受众视野间形成了一个偏差:如若没有穿越下行周期的经济基础,幽默恐怕没有灵机天成的意义,小品文与中心性自我,也只能沦为大萧条下的逃避、释放与消遣心理。幽默小品文以边缘自居,源于大萧条带来的范式转换:“
摘 要: 延安时期的美术创作在对“洋”形式的选择上面临着内在困境:既承担着革命运动自身具有的“国际”属性,同时又面对着革命理论“中国化”与革命实际需求的选择。“马蒂斯之争”作为发生在“延安文艺座谈会”期间的美术论争,包含诸多重要的问题。比如,此次论争的历史文献存在许多关联性问题:一方面,涉及西方艺术运动及其“现代精神”;另一方面,包含“五四”新文化运动、左翼文艺运动、延安文艺运动以来“革命”与“美